故事一則之太公與伯禽

洛陽地處天下之中，是周王朝統治東方的核心。

在大分封后的三年、五年，執政的周公按照禮儀先后接待來自齊、魯兩國的諸侯。

齊國是太公的封地，魯國則是周公的封地。但周公一生都在關洛，真正去往東方的是他的兒子伯禽。按照周公制定的禮法，各國諸侯都應該定期向周王報告自己的施政情況，而太公是第三年來的，伯禽則第五年才來。

太公是具備傳奇色彩的人物，在后世傳說中，他逐漸成為我們熟悉的仙人，按照《封神演義》的說法，他有一把打神鞭，騎著四不像，主持了天下神靈的分封事業，是一個眾神選中的命運之子。至今在民間，還有他故事的留存，比如「姜太公在此，百無禁忌」這樣的字條，就代表著一種信仰。

不過，在歷史上，他被人記住的，更多是他的釣魚。

寧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

雖然遠古的故事，多了很多神話色彩，可這個求賢的故事，直到三顧茅廬的時代，才有了一些回應。

但根據歷史考證，太公實際上是一個通曉政事，尤其擅長軍事的謀略家。后來的文獻中，也多有依托他的名字，來編纂的兵書和機謀之術。到了秦末，圮下老人特意找到張良，交給他的那本書，傳說就是《太公兵法》。不過，也有人從黃石公這個說法出發，認為這本書其實是戰國時黃老學派的學術，而漢朝初年的政治也恰恰遵行了黃老之術。

總之，太公的一生和他的言行，都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儒家規范人物。因此，在這個故事里，被當作對比來講述。

周國問：您的治理很快，為什么？

周公的后半生，所關注的重點都在東方，也就是原來商朝統治的區域，包括他屢戰不下的東夷地區。齊、魯雖然分封的區域很廣，齊國還是分給了一個異性諸侯，可當地的環境并不好。可以說，所有分封到這些地方的諸侯，都是肩負著使命，也面臨著極大的風險。在這種復雜的土客矛盾中，如何更好地收攏人心，形成周天子下的封建制度，是一道很難的考題。而太公的治理，卻極為迅速，又效果很好，所以周公就要聽聽昔日同僚的真實想法。

太公回答：尊賢，先疏后親，先義后仁也，此霸者之跡也。

我們在這里還要插一句，這個故事并非是歷史，而是一種觀點的投射。在戰國時，各家學說互相爭辯，往往都會使用故事比喻，韓非子還有《說林》《儲說》這樣的專門篇章，來整理故事作為論據。那么，這個故事里，太公和后來伯禽的回答，都是一種對比式的敘述，特別是經過西漢劉向的整理后，更鮮明地表達出在政理上的態度。

太公的回答，歸結到最后的稱霸上，這就是量才而用，唯才是取，不講親厚疏遠。

周公回答很有意思，說太公治理的影響，將會澤及五代。

隨后，伯禽來朝見天子。

周公問他：為什么五年后才來，是治理太艱難嗎？

伯禽的回答和太公正好相反。他說：親親，先內后外，先仁后義也，此王者之跡。

這正是故事編訂者劉向的政治態度，當求王道，而非霸道。

所以，故事里的周公說：魯國將會延續這種治理的影響到達十代。

然后，劉向為了讓看故事的人，更明白其中道理，還不厭其煩地總結了一下。

「故魯有王跡者，仁厚也；齊有霸跡者，武政也；齊之所以不如魯也，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。」

其實按照真實的歷史推斷，太公的賢能或許該超過伯禽很多，畢竟這是周朝滅商時的諸大臣之一，還是占據主導作用的謀略家。但在劉向的筆下，一切都要為了價值判斷服務，也就是為了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服務。這就是劉向所要告訴當朝皇帝的道理，要親親，要行王道，要先內后外。這其實和真實歷史中的西漢統治理念不符，因為正如漢宣帝所說，漢武帝以來的統治手法都是外儒內法，王霸道雜之，從來沒有什么獨尊儒術。而董仲舒所改造的漢代儒學，也恰恰迎合了漢武帝的需要，放棄了孔孟的主張，而將儒學政治化了。

關于齊國、魯國的對比，不僅僅這一個故事，很多人在齊國、魯國滅亡后，都有自己的比較判斷，并且從中得到可以勸戒后世的教訓。

我們今天去看，自然不會完全限定在某家學說中，可到底該怎么評價這種不同，確實值得深思。

齊國在桓公小白稱霸前，就是天下有數的大國，雖然沒有鄭國那么張揚跋扈，可也自有其獨到的機制和文化，特別是在軍事上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歷史記載，都是齊國占據優勢。而魯國其實不是那么弱，在早期的歷史上，它一直都是地區大國，齊國壓制它，可它也同樣在吞并周邊的附庸。

單看結局，很容易得出齊國因為推崇霸道，忽略親屬家族，導致最終被田氏篡奪。魯國則講求仁義，卻始終無法振作，終究在戰國的頻繁大戰中，被滅國。

實際情況遠比這要復雜。

魯國一直困擾于三桓問題，而這才是國家內部始終無法團結在一起，最終內耗嚴重，積弱而亡的重要原因。魯國內部人才很多，卻無法被有效利用，很大緣由便在于此。

齊國則自管仲以后，內部的動員機制極為高效，后期雖然內亂頻發，可筋骨未傷，當田氏篡齊后，很快就可以理順國內，形成強大國力。只是強以強亡，四面出擊的結果，很快導致覆滅，剩下的實力，只有自保之力了。而田單在復國后受到的猜忌，只能說是篡奪王位帶來的猜疑后遺癥。這個局面，我們在后來的北宋南宋，還會再見到一次。

親親的，并沒有成功；尊賢的，同樣沒有成功。如果成功只是短暫的輝煌，那后來的秦始皇要遠比太公、伯禽高明。不過，后人們雖然褒貶不一，但終究沒有人希望自己是始皇帝第二，第二已經被胡亥奪走了。

說白了，王霸道雜之，實際上就是霸道找到了掩飾，而絕非一半一半。仁義本身不可能像趙普那樣，半本書就可以治天下。而且，孔孟的學說之中，并不是平時空談，臨事一死，他的治理方法是一整套體系。我們可以看看《周官》中的模式，雖然這本書的編集時間有疑問，但確實有周王朝的遺存在，而這種精巧細密的安排，才是所謂禮法制度的一個大基礎。

后世的帝王們，往往取其法，而不取其道。求于人，而不求于己。最終只能紛紛唱罷，各自散場。而曹操繼承王莽，又發揚光大，交給曹丕開啟的篡奪，則真實始作俑者其無后乎。這種不暇自哀的故事，竟然能夠一直延續到隋朝，真是不得不讓人嘆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