開書單
從某種角度來說，每個人都會面臨自己的荒島，雖然不是誰都會成為一名水手，但在人生的各個階段，難免要做一回漂流的魯濱遜·克魯索。
哈羅德·布魯姆曾經說過：每個人都會有或應該有一份荒島書單。
他喜歡經典，也願意用反復閲讀，來表達自己的喜愛和敬意。這是因為他的書單，會讓他喜悅。雖然我很喜歡他的書，但也不必迷信權威，因為凱里也曾說過：
我的選擇標準就是純粹的閲讀愉悅——這些書給我帶來快樂，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這些書或者接觸到這些書就會感到快樂。
對此，他還特意解釋了一下選擇標準，并在閲讀推薦這件頭疼事上，提出忠告：
如果你極力推薦一些難讀的書，只因為它們以前曾受過好評，那麽很可能年輕天真的讀者聽了你的話以後去嘗試它們——而後永遠地放棄閲讀。
而這句話讓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近代中國曾經發生過的一件事。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，據說是因為報刊的創辦者打算向大家推薦一下該讀什麽書，於是就找到很多後來的大師，比如梁啓超、胡適和魯迅等人。
胡适首先开列了“中学国故丛书”目录，其中共列举了古籍31种：《诗经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元曲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明曲选》，以及李白、杜甫、陶渊明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陆游、辛弃疾、关汉卿、欧阳修、朱熹、杨万里、马致远的作品集。
之後的1923年，梁启超应《清华周刊》记者之约開出《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，收录图书约179种，后来他又精简了此书目，开出《真正之最低限度》书目，共计25种：《四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韩昌黎集》、《柳河东集》、《白香山集》（白居易）。
到了1925年，《京报副刊》发起“青年人十部必读书”书目徵集活动，顾颉刚也开出一个“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目”，只有14部书，且不再用必讀，而只是說閒覽，與之前的大師書目，明顯有所區別，具體有：《山海经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宋元戏曲史》、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、《徐霞客游记》、《西秦旅行记》、《梁武石室画像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陶庵梦忆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南洋旅行记》。
鲁迅的意見是永遠的反對者：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，”并且，鲁迅还在附注意见栏里特意說明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；多看外国书。”這是有所針對的意見，自然是鋒利，但並不一定正確。或者說，魯迅的態度並不是認為不該有推薦書目，也不是說中國書毫無價值，五年后的1930年，鲁迅应同乡兼好友许寿裳之请，给其儿子许世瑛开列了入門书目：《唐诗纪事》（宋，计有功）、《唐才子传》（元，辛文房）、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（清，严可均）、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（近代，丁福保）、《历代名人年谱》（清，吴荣光）、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（明，胡应麟）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（清，阮元）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唐摭言》（五代末唐初，王定保）、《抱朴子外篇》（东晋，葛洪）、《论衡》（东汉，王充）、《今世说》（明末清初，王晫）。
其實，我後來還特意去查找過一些其他學者開列的書目，並不罕見，其實到了現在，在各所大學也依然有必讀書目和選讀書目，有一些還和學分掛鈎的。而在某些有傳統的大學中，培訓學生的一個重要方法，就是讀書，寫札記。
對於初學者來說，或者說剛剛打算看點書的普通讀者，一份書目總是不錯的。但也不是說，沒有書目，我們便看不了書。就像到了一個陌生城市，沒有地圖，確實有些無從而去。但要是本就沒有什麽具體的工作，自然也就不必為了方向而焦慮，隨處走走，或許反而能在那些推薦景點之外，看到一些不同的風景。
跟隨旅遊團走來走去，是最經濟的方式，因為在短短時間裏，我們可以走遍所有人們公認的景點。但對於這個陌生的城市來說，我們永遠是過客，而且是那種來了就走，再不回來的陌生人。
讀書也是如此，書單當然是最好的入門門徑，可讀書若是真在這種事上斤斤計較，只等做好萬全準備，才去出發，那或許永遠也沒辦法到達那個遠方。
在開列書單之前，古人其實更喜歡指點學生去讀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這樣的目録，而不是書單。張之洞曾經為了給學子們指點學術門徑，主持寫了一本《書目答問》，在近代影響極大，而書中最大特色就是中西雜揉，不僅有傳統的四部，還有剛剛傳入的各種西學書目。
從這一點來說，我想，也許所謂的開列書目，原本就不是為了給後學用，而是在傳達個人的一種號召。書目，其實是一種個人理念的傳達，他們背後隱藏的就是一種自信，然後又打算教導人的一種方式。所以魯迅的拒絶，未必沒有這樣的考量。
讀書原本就不是萬試萬靈的教育工具。凱里在自己的推薦后還摘録了不少讀者來信，並且回憶起自己很久前，在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做老師時，曾教過一個學生，現在卻被判了終生監禁。凱里的描述很風趣：他犯的一連串罪行中，包括折磨拷打同行藝術品經銷商，法官認為他極其危險。
事實上，我也很懷疑這些書目的作用，並且大膽地假設了一下當時的情景，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對這個書單的認識，往往就是為書店老闆貢獻了幾個銅板，然後便只記得一些書名和作者了。
不過，即使這樣說，我覺得書單還是有它的意義。正如凱里引用了他在希爾德斯海姆一位讀者的話：您的書評重新點燃了閲讀好書的快樂。
讀書是一件開心事，如果不開心，為什麽不去做點別的開心事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