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愈寫信
初貶連山的韓愈，忽然接到一位年輕人的信件，要向他問學。
此時的政治風波尚未完全平靜，還在疑惑之中的韓愈，并沒有如《師說》那般矯矯獨立，反而從另一面立意，寫了一封信給這位年輕人。他說：
愈白：愈少駑怯，於他藝能，自度無可努力，又不通時事，而與世多齟齬。念終無以樹立，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。學不得其術，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，皆符於空言，而不適於實用，又重以自廢。是故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愈困。今又以罪黜於朝廷，遠宰蠻縣，愁憂無聊，瘴癘侵加，惴惴焉無以冀朝夕。
我們想要指出一點的是，韓愈出生于公元768年，而寫信的時間是公元804年，剛剛來到連山不過一年。
他的遭遇和司馬遷曾經的遭遇差不多，罪非其罪，如果我們今天看這篇引起貶責的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，並不會認為這裏面有什麽該怪罪的地方，事實上，如果對比一下歷史上那些名臣奏疏，其實真算不得什麽。
但根據卞孝萱等先生研究所得，韩愈遭到朝廷貶責的時間極短。他在《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員外》一诗中回憶當時，“中使临门遣，顷刻不得留”。上书是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，被贬是十二月九日，不過八九日，整個朝廷就作出了嚴厲反應，不只是韓愈自己，同在御史台为官的张署、李方叔二人也一起被贬外放，這充分說明，當權的君王相臣希望通過這樣決絶的方式，震懾一切災情中試圖攻擊的敵人，真正要打擊的不是韓愈等幾位御史臺人員，而是他們猜測的背後敵人。這是權斗，而非道理之爭。
這也就難怪韓愈自己，始終沒有想明白這種事情。
司馬遷說：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軌，專犯忌諱，而終身逸樂，富厚累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，時然後出言，行不由徑，非公正不發憤，而遇禍災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，儻所謂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這也正是韓愈之困惑，他之所幸，無非是所遇到的皇帝不是漢武而已。
我們不能確切知道唐人的平均壽命，雖然有學者已經寫出了論文，但畢竟資料不足。我們只能說，此時的韓愈正有賈誼之感，所以他纔會在這封回信中，如此開頭，如此強調自己的衰頹。
這也是人過中年后，經常會遇到的心理關口。此時已然不是少年，也不再是如何風霜鋪面，依然擁有時間的歲月了。自顧老大，卻一事無成，所謂自認為專于文學的信念，也在這場不同尋常的雷霆之中，失去了原本的邏輯自洽。
其實不僅是韓愈，縱觀歷史上的那些文學名家，大都有過類似的疑問，那就是我除了寫文外，似乎什麽都做不成，但我寫的文章，到底有沒有價值呢？
汪曾祺曾經跟自己的兒女半開玩笑，說自己的文字，將來是有價值的。但對於他的兒子來說，這種宣言并沒有當真，因為對於他來說，這只是自己的老頭兒。
韓愈的疑問同樣如此，其實他在文學上的能力，包括在為人做事上的才能，都已受到時人肯定，這也是他寫《師說》的背景。可這次打擊太過突如其來，也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，而時人原本的讚許，此時卻都成了他懷疑自己過去的材料。
汪曾祺的創作生涯，早早顯露了他的天賦，但看過他早期作品，再看看後來建立自己面目的作品，就能明白他的本領都來自於那段被整人的歲月。他在那段歲月里，自然不能執筆寫作，只能奉命聽話行事，而參與樣板戲的經歷，又讓他受到了一些非議。人生的錯亂和標準的遊移，都給了他更多感悟，這種感悟不能輕易傳給其他人，甚至子女也無法完全理解。文學上的汪曾祺和生活中的汪曾祺，是一個人，卻又並不完全相同。
如今我們讀韓愈的文字，已是無法知道生活中的韓愈，到底是什麽人了。
但讀着這封信的開頭，卻能夠感到那份只屬於中年人的懷疑。
這是還不能平靜看待自己的時刻，也是經常需要外人肯定的時刻，內心還不能完全改變外力。
其實，對於一個人來說，要想從內心之中獲取自在的力量，極為困難——或者說，這原本就不是一個年輕人能夠達到的境界。在還沒有真正理解自己，確立內心價值的時候，就只能借助於外力來讓自己可以站立起來。
這種時刻，最容易讓人感到力量的便是名利和權力。而大部分人能夠獲得的，最容易的，也只有名利了。當然，大部分人都很難賺到足夠的錢，也不可能輕易獲得關注的名。我所說的容易，只是在感嘆，名利的獲取是具體的，且是可以實現的。
屠格涅夫在《貴族之家》中就描寫了一個聰明的年輕人：
潘申很快就懂得了上流社會那套處世為人學問的秘訣；對這套學問的準則他能真心誠意滿懷敬意，也會以半帶嘲諷的傲慢態度胡謅胡扯，而且裝作把一切重要事情都看作無稽之談……在短短的時間里，他已經被公認為彼得堡最可愛、最精明的年輕人之一了……潘申對自己，對自己的聰明才智，對自己的遠見卓識，都堅信不疑；他大膽、愉快地全力以赴，一往直前；他的生活一帆風順……他覺得自己既有激情，也有點兒容易陶醉，容易興奮，因此他容許自己有各種越軌行為：縱飲作樂，結識一些不屬于上流社會的人，而且一般說來，行為不知檢點，隨隨便便；不過內心里他卻冷酷無情，狡猾陰險，即使在最放縱狂飲的時候，他那機靈的深棕色眼睛也一直在窺探和觀察；這個大膽放肆、無拘無束的青年人永遠也不會完全忘乎所以，心醉神馳。應該說，值得贊揚的是，他從不吹噓自己的勝利。
這就是一條進入上流社會的標準路徑。
可韓愈早早就明確了自己的道路，他認為自己除了文學意外，其他都無法努力，更不用說不通時事，而與世多齟齬，這與其說是一種清醒的自信，倒不如是一種道德上的早熟。我們讀韓愈的奇特文字，都是猶如後人所程序的江海天風，雄奇不群，可生活中的韓愈呢？我們在這封失意時的信中，能夠聽到他的心聲。
我到底是不是有價值呢？我曾堅信的，又是不是有價值呢？
在這種疑問下，他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，皆符於空言，而不適於實用，又重以自廢。是故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愈困。
無名無利，或者有名有利，都改變不了一個中年人的困惑。學到的，可以符合世間的需求嗎？經歷的，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世人的肯定。到底曾經做過的一切，是讓我所相信的道，得到了弘揚，還是說一切看得越來越清楚的人間世，不過是讓自己更加困窘的力量？
自我懷疑，只有得到解答，人生才能夠重回平靜。
汪曾祺在1983年4月11日的一封信中說：「我大概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式的、抒情的人道主義者。我的理想是:『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』，是換人心，正風俗。」
他又說: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。對于生活，我的樸素的信念是，人類是有希望的，中國是會好起來的。」
這不是那段壓抑的歲月中所寫的，但這樸素的信念，卻是從那黑暗中走出來的。
他寫《受戒》，想讓人們得到什麽教育的洗禮嗎？還是說要表達自己心中的什麽信念嗎？他給自己文字所寫的一句話中，只是說，那是自己不曾忘記的一個夢。
這不是受到讚譽的《大淖記事》，更不是那些讀起來就好玩的美食散文，更不是他應酬聽命的其他文字。
他寫了一個夢，然後就真地講了一個夢。1980年8月12日的汪曾祺，六十歲的年紀，人世間的風波剛剛平定，於是他就想起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了。
韓愈留下的文字，除了這篇回信，還有涉及到連山歲月的。也許他并沒有從中得出更多讓我們驚訝的人生結論，可他的堅定，讓他仍然在隨後的生命之中，寫出了那篇更加激怒皇帝的奏表，然後就是那首名詩之中的南去漫漫路途了。
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了，也是他一生最後的低谷，僅僅五年後，他離去了，他的時間停止在五十七歲，而此時距離他回復竇秀才的信，已然過去二十多年了。
我們並不知道他寫了這封信后，又有怎樣的感悟，或者說我們看到的感悟，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。我們並不能知道他生活中的一點點研磨洗刷，名人一樣是需要過他一天天的日子，而不能像一本名人傳記，只需要描述那些大事。
韓愈的韓愈，是在一日一天的折磨中堅定起來的。我們看到那個雕刻打磨出來的銅像，卻並不知道這一塊銅，來自於哪裏，又如何從石頭變為金屬，如何在熔煉和淬打中，一點點成形。
人生真值得嗎？
當韓愈在長安的最後日子，他是否還想起那段愁憂無聊，瘴癘侵加，惴惴焉無以冀朝夕的日子呢？
每個人的中年，都是悄然而至。等你某一天突然發現，自己已不再年輕的時候，你就懂得了韓愈這段曾經的日子。
滔滔江河遠去，總是裹挾着上有來的泥沙，衝決蕩平，肆意流淌，直到中游纔會有曲折，有困惑，有懸於高高河床上的驚懼，最終的下游河口，一片海，一片沙土，或許會明白，這片遠古而來的大陸，是如何形成的，又是如何靜靜等待一次次從高原曲折而下，總會來到的消息。